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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中先:巴黎圣母院与《巴黎圣母院》宝马娱乐
分类:文学世界

陈敬容生于1917年,是四川乐山人,1989年因病在北京去世。也许,被她的诗名遮蔽,她的译事似乎并不广为人知。除了《巴黎圣母院》,她还在骆驼书店翻译出版了六卷本的《安徒生童话选》,以及翻译了影响甚大的伏契克《绞刑架下的报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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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巴黎圣母院》,中国读者大多不陌生。但将雨果的这部浪漫主义长篇小说第一次译为《巴黎圣母院》书名,并且是全部译出、完整呈现给中国读者的,则是我国九叶派诗人陈敬容。而更早的译本是在上世纪二十年代,分别译为 《活冤孽》和 《钟楼怪人》。1949年四月,陈敬容的《巴黎圣母院》中译本,由上海骆驼书店初版。我摩挲着七十年前的旧版本,脑际总闪过一幕幕过去的影像。

《巴黎圣母院》(“外国文学名着丛书”)插图。

当年离开重庆前,陈敬容将自己七十余首新诗编为《盈盈集》,又将若干散文编为《星雨集》,一并交给也在重庆的巴金。此时巴金随文化生活出版社迁沪,把这两部书稿带到上海,列入他主编的“文学丛刊”第八集和第十集出版。同年陈敬容到了上海,她说“写得较多的是1946年至1948年在上海的那些日子”。她参与了诸多诗歌活动,《诗创作》《中国新诗》和“森林诗丛”的创办,她都是积极的一份子。她的一部新诗集《交响集》,也列入诗丛出版。

编辑:安也 校对:翟永军

1946年夏天,陈敬容辞去重庆的小学教职,来到上海入文通书店就职。她是诗人,写诗当然无法养家糊口。她就一边做着编辑,一边创作诗文,同时还要翻译外国文学作品。况且居无定所,在“一个亭子间转到一个亭子间”的困境中,她忙得辛苦而又充实。七月开始,她投入《巴黎圣母院》的翻译,依据1832年的法文版定刊本,还参考了两种不完整的英文译本,一点点抓紧时间孜孜以求,筚路蓝缕。“现在我竟不揣冒昧,以有限的法文程度来试作全译,每章每段,每行每句,完全依据原文,吃力是当然的”。用了约半年时间,她译完全书,又用了半年时间,进行了三次大的校改。在交给出版社之前,她“又在百忙中作了最后一次校订。从着手翻译到现在全部校完,为时倒有两年了”。可见陈敬容是非常认真、细致从事这一工作的。

的时候是1831年。1831年是什么概念?1830年法国爆发了七月革命,新的王朝建立。”余中先说,一个时代必然有一个时代的文学,而这个时代的文学又往往有一个代表人物,比如谈到16世纪的文艺复兴,就会谈到小说家拉伯雷,散文家蒙田,以及七星诗社等;进入17世纪古典主义,比较熟悉莫里哀、拉·封丹这些作家;18世纪的启蒙运动,代表人物是伏尔泰、狄德罗、卢梭这些人。而对于19世纪的法国文学来说,因为革命的变革,浪漫主义、现实主义文学运动风起云涌,诞生了一大批代表人物,比如巴尔扎克、福楼拜、左拉等人,但雨果是其中最为着名的一个。

陈敬容的这部译著,首先准确无误并流畅地译出小说前面的作者《原序》,那写于一百九十余年前的文字:“许多年以前,当本书的作者造访——或者说得恰当一点,当他研究圣母院的时候,他在两座塔楼之一的暗角上,发现了这个用手刻到墙上的字:ANAГKH。这些字所封锁着的悲哀与不幸的意义,很快地激动了作者。他觉得好奇怪,久久地深深地思索,他设法去猜测那个痛苦的灵魂是谁——他非要把罪恶或不幸的印记留在古老教堂前面,才肯离开人世。这样一来,除了本书作者在此供给它的一点微弱记忆之外,刻在圣母院幽暗的塔楼里的神秘字迹,和它悲惨地记述的陌生命运,如今都已一丝无存。在墙上写这个字的人已经消逝,好几个世纪以来,在一代一代中间,也轮到这个字从教堂消逝,就连那教堂本身,或许也快要从大地上消逝了。作者就根据这个字写下了这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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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雨果对世人的告诫。我曾在《巴黎圣母院》另一位译者管震湖译于五十年代初的《维克多·雨果》中,见到这样的评述:“他的书籍曾被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热情地阅读。雨果对我们是接近的,由于他对人类兄弟友爱的理念,由于他对祖国的献身,由于他对人类的保卫。他没有死,他与我们同在,在我们的心中”。

《巴黎圣母院》(“外国文学名着丛书”),雨果 着,陈敬容 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年5月版。

雨果仿佛是天才的预言家,知道人间悲剧不会轻易消逝。我看到这段文字,心里一颤,真是一语成谶啊。幸好扑救及时,不久前的这场大火,没有把教堂的双塔烧毁。

巴黎圣母院?还是《巴黎圣母院》?对于大部分中国读者来说,雨果的《巴黎圣母院》是先于真正的巴黎圣母院而存在于脑海之中的,无论是钟楼怪人卡西莫多,还是美丽的艾丝美拉达,这些雨果笔下的经典人物形象,构成了许多人对巴黎的最初印象。“一个城市的丰富多彩,跟它的建筑艺术以及描写它的文学艺术作品所带来的再生艺术有关,它会更加丰富这个城市的艺术生命力。”余中先说,“教堂的石头可能会掉下来,文学艺术的力量还在。”

同时,陈敬容译出雨果的《定刊本前记》,表现出作者对建筑艺术的挚爱和真知灼见。她说:“作者在其中有一章里表现并引申到了近代建筑学在衰落,说到它的毁灭,依他的看法,现在这个艺术之王的毁灭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他知道任何形式的艺术都有希望于未来,人们将在本版第二册里看出为什么缘故——元气已不能回复到这个建筑学的古老的土地,它几世纪以来一直是最好的艺术园地。我们在期待新的纪念碑之中,还是保存着古老的纪念碑吧。假如可能,让我们给我们的民族吹进一些对于民族艺术之爱吧。作者宣告,那就是本书的主要目的之一,那就是他生命的主要目的之一”。

在讲座的最后,余中先谈及《巴黎圣母院》的中译本,他注意到目前中国已经有十多个相应的译本,但其中三四个在他看来可能存在疑问,特别是近年来出版的一些译本。余中先认为,这些译本之中,2000年以前特别是1980年以前的版本,反而更加可信,比如陈敬容译于1949年的《巴黎圣母院》,“上海三联书店1950年重版,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重版,现在出了新的网格本。”余中先说,还有四个译本,包括上海译文出版社管震湖,译林出版社施康强、张新木,浙江文艺出版社潘丽珍及河北教育出版社李玉民的译本,都是比较可信的。

前一阵,由于巴黎圣母院一场突如其来的大火,使法国书店里的雨果经典作品《巴黎圣母院》,一夜间登上畅销书的排行榜冠军。在中国的书店,据说此书的中文译本也迅速升温了。

作者:新京报记者 何安安

当年,陈敬容怀着沉郁的心情,决意翻译雨果这部杰出小说。她在《译后小记》中写道:“巴黎圣母院的悲剧,已是远年陈迹,但人间悲剧何时没有?何处没有?历来名家,不讳言悲,不过想叫人由悲悯而激起反抗决心,将人间惨剧一一消除,虽不能一扫而尽,至少也可以逐渐减少。埋头将近一年,终于把这四十万字译完之后,面对阳光满窗,想起连年烽火,遍野哀鸿,按不住一腔悲愤。”正如“年年有冬天,冬天年年被阳春驱走;天天有黑夜,黑夜后却紧接着黎明。即使在黑暗里,也还是要打起火把,向光明进军!”陈敬容充满坚定信念,相信光明终会来到。

巴黎圣母院近景。

陈敬容译完并出版《巴黎圣母院》后,仿佛完成了一生中最大的心愿。她受命调往北平华北大学任职,建国后长期从事政法工作。直到新时期文学复苏,她复出担任《世界文学》编辑,创作诗集《老去的是时间》,翻译出版法国诗选《图像与花朵》等。

,除此之外,他还是小说家、戏剧家、画家、散文家和社会活动家。

,痴情的情人

余中先首先介绍了巴黎圣母院的历史,这里始建于十二、十三世纪,前后花费了大约一百七十到一百八十年才完成。而雨果创作的这部作品则诞生于十九世纪。“雨果是1802年生人,1885年去世,他写

余中先特别强调,在创作《巴黎圣母院》之前的1827年,雨果发表了剧本《克伦威尔》和《克伦威尔序言》。在《克伦威尔序言》中,雨果提出了浪漫主义文学的主张,提到了戏剧,余中先把这个理论扩充到小说、诗歌和散文领域,理论的核心是对照,“什么叫对照?两个相反的形象,两个相反的定义,美跟丑为对照,要把它们对照起来看。”余中先说,这个关于滑稽、丑怪与崇高、优美、善良对照的美学原则,提出以后被认为是浪漫主义的文学宣言。余中先注意到,作为浪漫主义的代表人物,雨果小说里的重要美学之一就是对照,特别是人物性格的极端,几乎成为一种象征:比如卡西莫多象征丑陋、善良,艾丝美拉达象征美丽、无辜,“走极端也可以说是雨果浪漫主义小说人物写作的特色。”

为什么这么写?为什么写得如此极端?在余中先看来,雨果故意要这么写,要把人写得丑陋的同时特别善良,在美丽的同时又特别直率,在阴险毒辣的同时又非常博学。在一般情况下,社会上找不到这样的人,这跟古典主义的写法很不一样,因为这样的性格就是一种象征,体现了雨果的美学原则,我们可以从人物形象的极端对比中体会到作者的意图,感受到正义的力量,善良对我们的触动,美丽对我们的某种吸引或者向往。余中先认为,在《巴黎圣母院》中,艾丝美拉达是无法得到爱情的,因为四个与她有关的男性人物,他们对爱的态度都很极端,都是不可能的,也就是说,艾丝美拉达这个女性形象不可能爱上社会当中的任何一种人,“这也是一个悖论。”

近日,由首都图书馆和人民文学出版社共同举办的阅读文学经典第二季第一场讲座现场,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余中先就“巴黎圣母院与《巴黎圣母院》彼此造就对方”这一主题展开讲座,从巴黎圣母院与《巴黎圣母院》的关系讲起,并在此基础上探究雨果历史小说的真实性,讲述那一时期的法国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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